我转身走了。
走出柴房不远,迎面碰上从主厅出来找人的翠竹。
她一见我便问:“你瞧见夫人了么?都一个时辰了,还没回去。二房那边儿媳妇都快急死了。”
我看着她。看着这个跟了她近十年的忠仆。看着她那张在雪夜中被冻得通红的脸,和那一对写满担忧的眼睛。
“夫人方才去药房开了方子,路上有些头晕,我扶她回主院歇下了。”我听见自己说,“你去跟二房小儿媳说一声,就说夫人身子不适,守岁便不回来了。”
翠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:“阿弥陀佛,我就说夫人身子重,不该操劳的。”
她转身走了。我站在风雪里,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径尽头。
我在说谎。我在为她遮掩。而一个月前的我,曾以为自己会是最不愿为她遮掩的那个人。
那之后我便不再想了。
年夜饭在主厅吃到了子时。
我坐在最下首的角落里,埋头扒饭,一杯接一杯地灌自己酒。
同桌的小厮笑我:“二狗子平日不是不喝酒的么?今儿怎么啦?”我没理他。
子时,外头放了爆竹。
噼里啪啦的炸响震得窗棂哗哗地响。
我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仰头灌下最后一碗酒。
醉意上头,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切,只有柴房里那桌子腿蹭过湿泥地的声音,随着爆竹声一响一响地在耳边回荡。
那声音和一个月前她在主院里说“你回来”三个字时的语调重迭在一起,碎成相同的碎片。
元宵那日,府里按例要去街上赏花灯。国公夫人让人传话说“主院这些日子的糟心事够多了,出去走走也好,透透气儿”。她应了。
傍晚时分,各房女眷在内院聚齐,准备出门。
她今日穿了件月白色的褙子,外罩着同色披风,腹部弧度在披风的遮掩下倒不那么显眼了。
头上仍是那支碧玉簪,簪得比往常更端正些。
二房的马车在最前面,她与乔氏同乘一辆跟在后面。
丫鬟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,乔氏一路指给她看窗外的花灯,她有时微笑,有时点点头,看上去精神好了不少。
到了灯市,人潮如织,各色花灯将整条街照得恍如白昼。
贵妇们矜持地在丫鬟簇拥下行走,偶尔停下品评一盏灯。
我因为是二房的人,只能远远跟在队伍最后面,身前是挤挤挨挨的丫鬟婆子。